崔大林没了老婆，再加上他因为老潘受了牵连，我很过意不去。蚂蚁在家时，我常打发他去帮崔大林干点儿活儿，劈个柴啦，扫个院啦，挑个水啦。有时候做了好吃的，就送给他一碗。小岔河的人也可怜他，常有人往他家送菜和干粮。

蚂蚁那时已经大了，他知道爸爸因为他而遭殃了，很不开心。他开始逃学，也不给学校生炉子了。有的时候，他一个人扛着红缨枪，步行几十里，去开库康看他爸爸。说是谁若敢在他爸身上动武，他就用刺刀挑了他!他十四岁时就有一米七了，体重一百多斤，胡子也长了出来，像个大小伙子了。开库康的人没有不知道蚂蚁的，他去到那里，总是雄赳赳的模样。就连批斗老潘的人都说，你这辈子值了，有这么个好儿子!

蚂蚁不上学后，冬天就上山伐木；夏天呢，他跟着人去黑龙江上放排，把木材从水上由小岔河运送到黑河的码头。每放一次排，总要十天八天的时间。放排是个危险的活儿，蚂蚁一跟着上排，我就睡不着觉，想着黑龙江上有许多急流险滩，万一出了事，可怎么好?所以蚂蚁放排时，我总要请把头喝一次酒，托付他照应好蚂蚁。木排上的把头又称“看水的 ”，掌管棹，棹相当于船桨，起舵的作用。放排是否平安，取决于掌棹人的手艺。看水的把头都喜欢蚂蚁，说是他一上了排，一路风平浪静。他是福星。一般的木排有一百多米长，三十多米宽，排上能装二百多立方米的木材。一个排上放排的人总要有七八人，排上有锅灶和窝棚，可以在上面做饭和睡觉。把头说，蚂蚁最喜欢站在排上往江里撒尿，说是畅快。赶上月亮好的夜晚，他们在排上喝酒，蚂蚁就说快板书。他说书的内容是自编的，全是英雄美人的故事，放排的人都爱听。

一九七四年吧，蚂蚁虚岁十八了。好多人都给他介绍对象，可蚂蚁说大丈夫四海为家，娶了女人累赘。这年夏天，他又去放排了。这次放排改变了蚂蚁的命运。

从小岔河往黑河去的水路上，要经过一个叫金山的地方。金山的对岸，是苏联的一个小镇。一般来说，放排是昼行夜宿的，就是说每天晚上要找一个地方“停排 ”，第二天早晨再“开排”。金山那段水路石砬子多，赶上那天风大，看水的把头在停排时掌握不住棹了，木排打着旋儿，顺着风势，一直往苏联那边飘，一忽的工夫，就撞到人家的岸上了。那时苏联在黑龙江上增加了防御，常有被我们称为“江兔子”的巡逻艇在江上窜来窜去。木排一靠那岸，江兔子就追过来了，苏联士兵端着枪下来，哇啦哇啦地冲放排的人叫嚷。语言不通，把头就指着天，意思是说老天爷把我们吹来的，我们并没想越界。蚂蚁鼓着腮帮子，呜呜呜地学大风叫，把苏联士兵都逗笑了。那时正是傍晚，小镇的人家都在忙活晚饭，烤列巴的香味飘了过来。把头说，岸边有几个织鱼网的姑娘，其中一个姑娘穿着蓝色布拉吉，金黄色的头发，梳着一条独辫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白净的皮肤，鹅蛋形脸，嘴唇像是刚吃完红豆，又丰满又鲜艳。她不看别人，专盯着蚂蚁。把头知道苏联人喜欢喝酒，就把木排上的几瓶烧酒拿来，送给他们。他们呢，吩咐岸边的姑娘进镇子拿来了酸黄瓜和列巴。苏联士兵和放排的人围坐在岸边，一起吃喝。那个姑娘呢，就站在蚂蚁身后，一会儿帮他掰面包，一会儿帮他添酒。蚂蚁也喜欢她，看她一眼脸就红一阵。吃喝完了，天黑了，风住了，月亮升起来了，把头预备把木排摆回金山岸边了。那个姑娘看蚂蚁上了排，眼泪汪汪地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木勺，送给他。木勺的把儿是金色的，勺面呢，是金色的地儿，上面描画着两片红叶，六颗红豆。蚂蚁接了木勺后，把它插在心窝那儿。

这次放排回来后，蚂蚁就不是从前的蚂蚁了。他常常一个人拿着木勺，坐在院子里发呆。他每天要去一次江边，名义是捕鱼呀、洗澡呀、刷鞋呀，其实大家都明白他是为了看看对岸。

有一天，蚂蚁用网挂上来一条足有十多斤重的红肚皮的细鳞鱼。那鱼被提回家时，还摇头摆尾着。我想做个酱汁鱼，装上一罐，去开库康看看老潘。刮完鱼鳞，用刀剖膛时，我发现这鱼的鱼肚异常地大。大鱼的鱼肚是不可多得的美味，我划开鱼肚，一缕绿光射了出来，那里面竟然包裹着一只戒指!取出后一看，竟然是程英丢失的那一只，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!我怕是自己眼花了，喊来蚂蚁，他看了一眼就说，是程老师戴的戒指啊!我们把它放在水盆中，用肥皂洗了又洗，将附着在上面的鱼油和江草洗掉，它鲜亮得就像一个要出嫁的姑娘，看一眼就让人怦怦心跳。我想这条鱼要是早打上来就好了，那样程英就不会死了。这也说明，戒指确实是在她洗衣裳时滑落到江水中的。我和蚂蚁赶紧用块手绢包了戒指去崔大林家，想把它还了。谁知崔大林见了戒指后看了一眼就哭了，说，这是命啊，命啊，我不能要这戒指了。我以为他想起程英伤心，就说，你现在看着难受，就把它锁在柜子里。你下半辈子又不能一个人这么过下去，碰到合适的还得找一个，晚上吹灯后好有个说话的人。崔大林抓着我的手，哭得像个泪人，说，潘大嫂，这戒指命该是你的，我说什么也不能要。它要是再回到我家，我非死了不可!我说，这东西这么金贵，不是我的，我不能要。崔大林竟然给我跪下了，求我救救他，留下戒指。我见他那样，就说，那就给蚂蚁吧，鱼是他打上来的，等于他捡着的，这戒指留着他将来娶媳妇用。蚂蚁将崔大林从地上拉起来，干脆地说，我喜欢它，我要!就把戒指取过来，揣在兜里了。

那时我并不知道崔大林心中的秘密，只当他没了旧人，怕见旧物了。

我把那条细鳞鱼用油煎透，放了一碗黄酱，慢火煨了三个钟头，鱼骨都酥了，盛了满满一罐，搭了一辆拖拉机，去开库康了。那时从小岔河到开库康已经修了简易公路，走起来方便多了，两个钟头就到了。船站的人对老潘很好，并不让他干重活儿，我去了，还让他休息一天，陪我逛逛供销社。我跟老潘说了戒指藏在鱼肚中的事情，老潘说，听上去像是神话，只有蚂蚁才能把吞了绿宝石戒指的鱼打上来啊!

我怎么能够想到，等我从开库康返回小岔河时，蚂蚁走了。他留下了三封信，一封是给开库康的组织的，说是他爸爸因为他生在苏联而成了苏修特务，现在他离开中国了，跟家里永久断了联系，应该把他爸爸放回小岔河了。一封是给他哥哥姐姐的，说是他不孝，请他们好好待父母，为我们养老送终。还有一封是写给我和老潘的，说是他此去，永不回来了，请我们不要难过，要保重身体。在我们那封信的下面，他还画了一个磕头的男孩，说是每年除夕，只要他活着，不管在哪里，他都会冲着小岔河的方向，给我们磕头拜年的。

蚂蚁带走了那只戒指和那把描画着红豆的木勺。我明白，他这是游到对岸去了。老潘是条硬汉，我从没见过他掉泪，但蚂蚁的走，让他痛不欲生，以后只要谁一提起这个话题，他就掉泪。我也是心如刀绞，但为了老潘，只得挺住，我劝他，在哪里生的孩子，最后还得把他还到哪里，这是命啊。

我们没敢把信的内容透露出去，只是说蚂蚁失踪了，不知去哪里了。不然，老潘等于有了一个叛国投敌的儿子，罪更大了。那些日子我们整天提心吊胆的，怕蚂蚁突然被遣返回来。没有遣返的消息时，我们又担心他偷渡时淹死了，所以一听说黑龙江的哪个江段发现了尸首时，我们就打哆嗦，直到确认那人不是蚂蚁时，才会舒口气。到了冬天封江时，我们的心渐渐安定下来，想着蚂蚁一定是平安过去了，跟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了。

“文革”结束了，老潘回到小岔河。那时经营所已经扩展成林场，上头派来了一个场长，让老潘做副场长，他谢绝了。他说自己快六十的人了，又得了风湿病，没能力做事情了。我明白，蚂蚁的离去，等于把他油灯中的灯芯抽去了，他的心里没有多少亮儿了。

一九八九年，老潘死了。他活了七十岁，也算喜丧了。离世前，他对我说，真是馋你当年来小岔河时带来的猪油啊。我知道他是想蚂蚁了，就拿来蚂蚁留给我们的那封信。他眼睛盯着那个磕头的男孩，笑了笑，撒手去了。

在老潘的葬礼上，崔大林把折磨了他半生的秘密告诉了我。他说那个戒指确实是我的，当年他从开库康接我来小岔河的路上，猪油坛子碎了，他在帮我往碗里划拉猪油时，发现了一只绿宝石戒指。他一时贪财，把它窃为己有。开始时他不敢把它拿出来，以为那是我藏到里面的，后来套问过我几次，知道那坛猪油是用房子换来的，戒指的事我一无所知，他就敢拿出来了。程英能跟他，确实是因为这只戒指。他其实心里清楚，程英更喜欢那个追求她的技术员。婚后，他一看到这只戒指，腿就发软，做不成男人该做的事。他央求过程英，不让她戴那玩意儿，可她不答应，他们为此没少吵嘴。我问崔大林，你为什么要等到老潘死了才告诉我?他说，老潘是条汉子，他要是知道了，他看我的眼神就能把我给杀了啊。

我这才明白，当年霍大眼为什么嘱咐我不要让别人吃那坛猪油，看来他要送我那只戒指，他暗中是喜欢我的。老潘的弟弟刚好从河源老家赶来奔丧，我就向他打听霍大眼的情况。他说，霍大眼得了脑溢血，死了六七年了!他活着时，一见老潘的弟弟，就向他打听，你哥哥嫂子来信了吗，他们在那里过得好吗?老潘的弟弟说，有一回他告诉霍大眼，说我生了一个儿子，叫蚂蚁，霍大眼说了句，比叫臭虫好啊，气呼呼地走了。霍大眼的老婆是个泼妇，两口子别扭了一生。霍大眼病危时，他老婆正在鞋店试一双黑皮鞋。别人唤她快回家，她不急不慌地对店主说，给我换双红鞋吧，他死了，我得避邪，省得老王八蛋的鬼魂回来缠我。

咳，可惜我知道这戒指的来历晚了一步。要是老潘在，我可以跟他显摆显摆：瞧瞧啊，也有别的男人喜欢我啊。不过以老潘的脾性，他听了后肯定会哈哈大笑着说，一个眼睛长得跟牛眼似的屠夫喜欢你，有什么臭美的?

老潘死后的第二年，崔大林也死了。我仍然活着，儿孙满堂。我这一生，最忘不了的，就是从河源来小岔河那一路的风雨。我的命运，与那坛猪油是分不开的。夏日的傍晚，我常常会走到黑龙江畔，看看界江。在两岸间扇着翅膀飞来飞去的鸟儿，叫声是那么地好听。有一种鸟会发出“苏生——苏生——”的叫声，那时我便会抬起头来。我眼花了，看不清鸟儿的影子，但鸟儿身后的天空，我还看得挺分明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