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年月，住在黑龙江界河沿岸的村落，比如洛古河、马伦、鸥浦，如果碰到了来不及去大医院救治的重病人，便就近送到苏联去了，比如加林达、乌苏蒙。虽说过界是不允许的，苏联那边有岗哨，但他们看见抬来的是病人的话，就会让我们入境。老潘是个党员，又是经营所的领导，按理说不管我和孩子是死是活，该把我往开库康送，免生麻烦。但老潘就是老潘，他一点儿也没犹豫，立马吩咐人套马爬犁，准备担架，领上崔大林，把我用两床棉被包裹上，去了苏联。那个小村当地人叫它“列巴村”，列巴就是“面包 ”的意思。苏联人喜欢吃列巴，夏季时能从江边闻到对岸烤面包的香味。那时黑龙江还封冻着，省却了渡船的麻烦。我们一越边界，苏联岗哨的两个士兵就端着枪跑来了，没谁会说俄语，老潘指着马爬犁上的我，拍了一下我的大肚子，然后摇摇头，苏联士兵便明白这是遇到难产的病人了，点了点头。其中的一个带路把我们送到了医院。那家医院虽小，但设施全。接诊的是个年岁很大的男医生，胡子都白了。他看了看我的情况后，先是给我打了一针，然后给我做了剖腹手术，取出了个哇哇哭叫的胖男娃。他快十斤重了，怪不得我生不下来呢。老潘一看母子平安，一个劲儿地给那个医生作揖。由于出来匆忙，我们什么礼物也没有带，老潘有块手表，他从腕上撸下来，送给医生，人家笑笑把表又套回他手腕上了。老潘满身翻，翻出半包烟和两块钱。钱是人民币，给他也不能使，老潘就把烟递给医生。医生指了指我，摆摆手，示意在病人面前不能抽烟。由于开了刀，当天不能返回，我们在那儿住了两天。苏联医生招待我们吃喝，还帮我们喂马。医院的女护士给我带来了鸡蛋和面包，还送给孩子一套棉衣裳，蓝地红花，怪好看的。临走的时候，我很舍不得，我亲了女护士，也亲了给我做手术的男医生。岗哨的士兵拿出一页我们谁都看不懂的纸，让老潘在上面签了字，按了手印。

回到小岔河林场后，老潘就去了开库康，辞他的所长去了。他说自己无组织无纪律，为了让老婆平安生产，越了边界，不配做所长了。但组织上只给他一个口头警告，没处分他。他从开库康欢天喜地地回来了，买了二斤喜糖，给小岔河的每户人家都分发了几颗。这孩子是在苏联生的，我们给他起的大名是“苏生”，小名呢，就叫蚂蚁。老潘说不是因为猪油中的蚂蚁滋养，他的精血不会那么旺，致使我怀的胎儿壮得生不下来。

苏生是几个孩子中长得最漂亮的了。宽额和浓眉随老潘，高鼻梁和上翘的唇角随我。眼睛呢，既不随我，也不随老潘，不大不小，黑亮极了，老潘说随蚂蚁，他非说蚂蚁的眼睛亮。小岔河的人都喜欢他，说他生就一副富贵相。人们很少叫他的大名，都爱叫他的小名。

蚂蚁四岁时，崔大林结婚了。小岔河来了个皮肤白净的女教师，叫程英，扬州人。也许是江南的水土好吧，她长得才俊呢，杨柳细腰，俏眉俏眼的，两条大辫子乌黑油亮的，在肩后一荡一荡的，荡得男人们心都慌了。有三个人追求她，一个是开库康小学的老师，一个是小岔河林场的技术员，还有就是崔大林了。最后她还是嫁给了崔大林，人家说程英是看上了崔大林家祖传的一只镶着绿宝石的金戒指。

在当地，结婚前夜有“压床”的习俗。所谓“压床”，就是找一个童子，陪新郎倌睡上一夜。据说这样婚床才是干净的。崔大林和程英都喜欢蚂蚁，就让他去压床。一般四岁的孩子，离不开父母的怀儿，可我们跟蚂蚁说，让他跟崔叔叔睡一夜的时候，他高高兴兴地答应了。崔大林抱他走的时候，蚂蚁还问，我是睡崔叔叔呢，还是睡程阿姨?把我和老潘笑得哇，说，你要是睡了程阿姨，崔叔叔就该打你的屁股了!

蚂蚁没压好床，崔大林说，这孩子突然肚子疼，哼唷了一宿。到了天明，这才消停了。老潘去接蚂蚁的时候，他的肚子已经好了，他还拿着赏给他的两块压床钱，跟老潘说他能给家里挣钱花了。

崔大林的婚礼才热闹呢，小岔河林场的人都到场了。那是一个夏天的礼拜天，我们在屋外搭起帐篷，支上锅灶，女人们七碟八碗地做菜，男人们喝酒，孩子们咂着喜糖做游戏，一直闹腾到晚上。年轻的小伙子又去闹洞房，把新郎新娘折腾到了天明。

我们在婚礼上见到了新娘子手上戴的戒指。金戒指上果然镶着颗菱形的绿宝石，那宝石看一眼就让人忘不了，是那种没有一点儿杂质的透亮的绿，醉人的绿!我们这些女人拉着程英的手，个个看得“啧啧”叫，羡慕得不得了。有人说它值一栋好房子，有人说它值一车皮红松，有人说它值五匹好马，还有人说它值一千丈布。只要是我们能想得到的好东西，都被打上比方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们见到的程英就是手指上戴着绿宝石戒指的样子。她握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，学生们都说那字被映得一闪一闪的。冬天时，她戒指上的那点儿绿看了让人动心，好像她的指尖上藏着春天。

孩子们在小岔河一天天长大了，林场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小岔河学校又增加了一名男教师，是个单身，人家都说崔大林很不高兴他和程英一起工作。

说来也怪，程英结婚好几年了，一直没有怀上孩子。她的身体看上去挺好，不像是不能生养的，有人就嘀咕崔大林有毛病。有一年春节，他们俩回程英的娘家探亲，回来时带来了大包小包的中药。从那以后，崔大林家就老是飘出汤药味。我们猜那是治疗不孕症的药。至于是谁吃，我们猜不出来，也不便问。

山中的日子说慢很慢，说快也很快。好像是一忽的工夫，我的鬓角就白了，老潘的力气也不如从前了。尽管生了蚂蚁后我又怀上了两回，但没一个能站住脚。头一个三个月时就流产了，第二个倒是生下来了，是个女孩，才四斤多，我没奶水，只得喂她羊奶。她弱得三天两头就病，三岁时，一场高烧要了她的命。从那后，我就跟老潘说，咱也是奔五十的人了，有四个孩子了，再不要了。老潘说，不生也够本了，咱最后那一笔多带劲儿啊!那一笔当然指的是他心爱的蚂蚁。

“文革”前，老大参加工作了，在小岔河林场当木材检尺员。老二喜欢上学，我们就让他在开库康上中学。老姑娘在小岔河上小学，她一拿课本就迷糊，脑瓜不灵便，程英说别的孩子记一个生字三五分钟就够了，她呢，一天也学不会一个字，都五年级了，没有一篇课文能读连贯。不过她手工活儿巧，会钩窗帘，织毛衣，还能裁剪衣裳，我想女孩子会这些就不愁嫁人了。最让人省心的是蚂蚁，他功课好，又勤快，还仁义。学校冬天得生炉子，他那个教室的炉子，都是他烧的。每天天还没亮，他就去烧炉子了。等到上课时，教室就暖和了。

“文革”开始了，中苏关系也紧张了。因为我在苏联的列巴村生的蚂蚁，旧账新算，非说老潘是苏修特务，说老潘当年签的字是卖国的证明。他的经营所所长给撤了，人被揪斗到开库康，在船站打杂。崔大林也跟着倒霉了，被发配到开库康粮库看场。后来是老潘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，说是当年是他主张送老婆去苏联的，而且字也是他签的，跟崔大林没丝毫关系，让他还是留在小岔河，说是崔大林在开库康，跟老婆分居，耽误下种。人家都知道崔大林没有孩子的事情，就把他放回小岔河了。不过他不能坐办公室了，跟工人一样上山伐木了。

可是崔大林回到小岔河没多久，程英就死了。

要了程英命的，是那只绿宝石金戒指。

自打程英结婚后，那戒指就没离过手。她教书时戴着，挑水时戴着，到江边洗衣服时还戴着。也许是一直没有孩子的缘故，程英后来脸色不如从前了，人也瘦了。有一天，程英去江边洗衣服，回来后发现戒指丢了。人一瘦，手指自然也跟着瘦了，再加上肥皂沫的使坏，戒指一定是秃噜到江中了。小岔河的人都帮着程英去找戒指，人们在程英洗衣服的那一段江面撒开了人，浅水处用笊篱捞，深水处由水性好的潜进去搜寻，折腾了两天，也没找着。

程英没了戒指后，整个人就跟丢了魂似的，看人时眼神发飘，你在路上碰见她，跟她打招呼，她就像没听见似的。她给学生上课，也是讲着讲着就卡了壳。她原来是个利索人，衣服从没褶子，裤线总是压得笔直的，辫子编得很匀称。可从戒指丢了后，她等于失去了护身符，衣衫不整，头发蓬乱，牙齿缝塞着菜叶也不知剔出来。从她的表现看，人们暗地都说，当年她嫁给崔大林，确实图的是财，而不是人。

有天晚上，程英没有回来。崔大林把小岔河找遍了，也不见人。四天后，在黑龙江下游一个叫“烂鱼坑”的地方发现了她。尸首荡在岸边的柳树丛里，已经腐烂了。人们都说，程英要么是去江中找戒指时让急流卷走了，要么就是自杀。没了心爱的东西，她就活不起了。

我想起蚂蚁当年去崔大林那儿压床时害肚子疼的事情，看来童子是有灵光的，他们的婚床没给那对新人带来好运。

崔大林从此后腰就弯了，整天耷拉着脑袋，跟谁也不说话了。不到四十岁的人，看上去像个小老头儿了。他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汤药味飘出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