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河是我今生到过的最大的城市啦,黑龙江就打城边流过。城里有高楼,有光溜溜的马路,有吉普车。街上骑自行车的人多,让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富裕的。一些女人穿着裙子,露着腿,看得出这个地方挺开放的。客运站就在码头边,车还没停下来,我就望见了码头上的客船和货船。
往上游漠河去的船每星期有两趟,一趟大船,一趟小船。那儿的人管大船叫大龙客,小船叫小龙客。我们到的当天上午,小龙客刚走,大龙客要两天后才开。我乐意在黑河耽搁两天,想着这次到了老潘那里,一头扎进大山里,指不定哪年哪月再出来呢,我得给脑子里攒点儿好风景,空落时好有个念想啊。买了船票后,我就领着孩子逛商店,买了二十尺蓝色斜纹布、五尺平纹花布,想着过年时给孩子们做新衣。黑河的对岸就是苏联,有家商店有苏联围巾卖,我看着花色和质地都好,又不贵,给自己买了一块。除了这些,我还买了几条肥皂和几包蜡烛,把手里的钱基本花光了。上船时,兜里只剩六块钱啦。不过那时的钱真顶用呀,我们娘儿几个在船上吃一顿饭,一块钱就够了。
大龙客比小龙客慢,又是逆水走,该是一天到的路,走了两天。坐船比坐敞篷汽车要舒服多了,稳当,又风凉。白天时,我领着孩子站在船尾看山水,看江鸥,也看船上的厨子捕鱼。那时的鱼真旺呀,撒下一片网,隔半个钟头起网,起码能弄到一脸盆鱼。孩子们玩儿得高兴,到了下船时,个个都舍不得。
我们下船的地方叫开库康,有人把它念白了,就成了开裤裆。老潘所在的小岔河经营所,离开库康还有五十多里呢。一下船,就有一个瘦高个儿的小伙子走上来问我,是潘大嫂吧?我说是啊。他说,我叫崔大林,潘所长让我来接你,我等了一个星期了。我对他说,这一路出来不顺当,在老鸹岭遇雨耽搁了三天,在黑河等大龙客又耽搁了两天。小伙子说,我还想呢,要是这趟船再等不来你们,我就回林场了。崔大林接过我怀中的猪油坛子,说,潘大嫂,你可真能耐,领着仨孩子,又倒火车又换船的,还捧着个坛子!
这崔大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机灵,会说话。他说他是林场的通讯员。
我跟在崔大林身后去客店的时候,心里想,老潘当了所长了,看来在这里干得不错呀。可他在信上一个字也没透露过。他这个人就是这样,好事坏事都不爱跟女人说。
大龙客在开库康停了二十分钟,接着走了,它还有三站到终点呢。我们在开库康住了一宿,第二天一大早,就上路了。
崔大林准备了一副担子,挑着两个箩筐。他让老二坐在前筐,说是男孩子皮实,不怕日头。老小坐在后筐,说是有他的身影做着阴凉,老小在后筐就不会觉得太晒。他还把我们带来的东西分装在两个箩筐里。他挑着担子在前,我和老大跟在后面。我把猪油坛子放在背篓里,背在肩上,比抱在怀中要得劲儿多了。
要是轻手利脚地走五十里路,也得多半天,何况我们挑担背篓的,走的又是林间小路呢。崔大林虽然有力气,但他每挑个半小时左右,也要停下来喘口气。歇着时,老大爱问,还有多远?崔大林总是说,快了,翻过前面那座山就是。那时山上的树真多啊,水桶那么粗的落叶松和碗口粗的白桦树随处可见。林子中的鸟儿也多,啾啾地叫得怪好听。渴了,我们就喝山泉水,饿了,就吃上一把从开库康客店买的炒米。林子里的野花也多,老小坐在后筐里,时不时伸出手揪上一朵,不管是红百合、白芍药还是紫菊花,只管往嘴里填。我怕有些不认识的花会药着她,只让她吃百合花。大概她嘴里有了花香的缘故吧,蝴蝶和蜜蜂爱往她嘴丫飞,她哇哇叫着,挥着小手赶它们。要说林中什么东西最厌烦人?那就是蚊子、瞎蠓和小咬。它们都是爱喝人血的家伙。我们走着路的,它们难下口,坐在箩筐里的老二和老小可就遭殃了,到了中午,我发现老二的左眼皮让瞎蠓给咬肿了,他看上去一只眼大,一只眼小。老小呢,她的脖子和胳膊让蚊子叮了好多处,起了一片红点儿。我心疼坏了,心里忍不住埋怨老潘,他也不想着我领着仨孩子一路有多辛苦,只打发个人来,真心狠啊。想着到了那里后,一定不和他睡一个被窝,晾着他。
我们拖拖拉拉走到下午,忽然听见密林深处传来一阵马蹄声。崔大林放下担子对我说,这一定是打猎的鄂伦春人。果然,一忽的工夫,就见一匹棕红色的马从林子中蹿出,马上是一个挎着猎枪穿着布袍子的鄂伦春人。他见了我们,跳下马,问崔大林我们要去哪里。崔大林说去小岔河经营所。鄂伦春人说他可以用马送我们过去。我让崔大林卸了担子,把箩筐吊在马上,但崔大林说他不累,非让我和老大骑马。老大胆子小,不肯骑。我也没骑过马,但看着马还算温顺,再说我累得不行了,看见马跟见了救星似的,就背着猪油坛子壮着胆上马了。刚上去时晃悠了几下,走了一会儿,就习惯了。开始时鄂伦春人帮我牵着马,后来他看我骑得稳,就去抢崔大林的担子,说是换换肩,让他歇一歇。鄂伦春人的心眼儿真是好使啊。
山中的路坑坑洼洼的,走这样的路,再有经验的马,也有失蹄的时候。在马上自在了一个多钟头后,我们经过一片裸露着青石的柳树丛。没想到马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,它一侧歪,我从马上掉了下来。我倒是没怎么伤着,就是胳膊肘和膝盖破了点儿皮,可是那个猪油坛子可怜见的,摔碎了。一想到坛子抱了一路,快到地方却出了事了,我哭了。心疼白花花的猪油,更心疼那个漂亮的坛子,早知如此,还不如把它留在老鸹岭客栈呢。崔大林见我哭,就安慰我,说是把坛子的碎瓷拨拉开,猪油还是能吃的。他把能盛油的东西都拿来了,闷罐,碗,一把一把地往里划拉猪油。这些器物满了后,我把老潘弟弟送的油纸伞打开,把余下的猪油收进伞里。好端端的猪油沾上了草,一些蚂蚁在里面钻来钻去,我那心啊,别提有多难过了!但我凡事能看得开,想着这个坛子太美了,所以命薄,碎就碎吧。
我说什么也不敢骑马了。鄂伦春人觉得过意不去,他对老大说,他可以抱着他一同骑在马上,老大吓得连连说,我走得动。鄂伦春人要把坐着老二和老小的箩筐吊在马上时,他们也都哇哇叫,不愿意。他们一定是怕像我一样被颠下来。结果这匹马最后驮着的只是散装在背篓中的猪油。怕它们互相磕碰着,鄂伦春人捋了几把青草,把它们掖在闷罐、碗和半开的油纸伞之间。每走半个小时,他就去换崔大林,帮他挑会儿担子。
就这样,我们走走停停,把太阳走落了,把月亮走升起来了,把野兔走回窝了,把眼睛锃亮的猫头鹰走出来了。晚上八点多钟,到了小岔河经营所。那时箩筐里的老二和老小已经睡过去了。老潘见了我,还有心思开玩笑,说是有两个牛郎帮我挑担子,福气不小啊。
那时经营所的房子只有七八栋,有三十来个工人,其中七八个是带家属的,比我早到不了多少日子。我们住的房子是板夹泥的,很旧,老潘说那还是伪满金矿局留下的呢。我说,那我得留神点儿,说不定哪天挖地,挖出块狗头金呢!
鄂伦春人把我们送到后,骑着马走了。我嫌老潘没留他过夜。老潘说,他们睡不惯屋子,喜欢住在林子里,你留他,他也不会答应的。
我折腾得骨头都快散架了,安顿好孩子后,我烫了个脚,上了炕。快两年没见老潘,我有一肚子的委屈。猪油坛子碎了时,想着晚上给他点儿颜色看,可一见着人,就刚强不起来了,看他哪里都亲,最后还不是睡在一起了。
只一两天的时间,小岔河的孩子们就熟悉起来了。老潘说年底时还要上一批工人,到时组织上会派来一个教师,那时老大就有学上了。不然他这种年龄不上学,在大山里就耽搁了。
我把猪油从闷罐、碗和伞中用勺子刮到一个脸盆里,用它做菜。那时小岔河开垦出的土地不多,再加上菜籽不全,男人们只种了豆角和土豆。我们这些留在家里的女人就找了一个在山中游猎的鄂伦春人,让他教我们认野菜。采了水芹菜、山葱、老桑芹后,我们就掉着样地给男人们做菜,把他们吃得天天叫好,上山伐木时更有力气了。野菜用猪油烹调最对路了,野菜吃油啊。有时吃着吃着,会在菜里发现蚂蚁,那是猪油洒了时,蚂蚁趁乱溜进去的。它们贪了口福不假,小命却是搭上了。老潘夹着蚂蚁时,也不挑出,说是蚂蚁浸了一身的油,扔了可惜,连同它一起吃了。到了小岔河没两个月,我怀上了。兴许是吃猪油的缘故,这胎儿特别显怀,秋天蘑菇下来的时候,谁都看出我有了。男人们就拿老潘开玩笑,说,潘大嫂才来两个来月,你的种子就发芽了,本事大啊。老潘笑着说,都是猪油里的蚂蚁搞的,那东西长力气啊!
大兴安岭一到十月就进入冬天了。那时的雪真大啊,一场连着一场。天是白的,地是白的,树和人被这一上一下两片白给衬的,都成了黑的了。男人们采伐,女人也不能闲着,除了带孩子做饭,还得上山拉烧柴。碰到樟子松身上有明子疙瘩的,我们就锯下来,把它劈成片,用来引火。我们还把明子疙瘩放到大铁锅里,填上水,熬油。熬出的油像琥珀似的,可以用来点灯。这样的灯油散发的烟有股浓浓的松香气,好闻极了。我就是在熬松油的时候要临产的。那是一九五七年的四月,要是在南方,麦苗都青了,可小岔河还在下大雪,黑龙江也封冻着呢。当地虽然有个卫生所,但唯一的医生只能治个头痛脑热、处置点儿小的外伤什么的。碰到大毛病,就傻眼了,到时就得套上爬犁,用担架把重病号送到开库康。
那时的女人最怕生孩子难产了。在那种地方,人说扔就扔了。按理说我生过仨孩子了,不该怕了,可是胎儿太大了,疼得我满炕打滚,就是生不下来。幸亏那是傍黑的时候,男人们从山里回来了。卫生所的医生看我那样子,害怕了,她让老潘赶快想办法送我出山。如果去开库康,快马也得三个钟头,何况我上不了马。这时崔大林说,要不就送江对岸吧,苏联那里的医院好。